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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老对我们的来访，以及恳请他为博物馆做书信注释的事，是非常重视的。他在书信注释的“前言”中记录了这项工作的启动：“1975年6月间，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的叶淑穗、韩蔼丽、董静艳等三位同志来，要我把鲁迅先生给予我和萧红的五十四封信中某些她们所不明白的事情和问题加以注释，我接受了这一任务。”萧老把鲁博请他帮助的事看成是“任务”，如此对待，我想作为博物馆也会有承受不起的感觉吧！
事实上萧老在做起这项工作时，更是极为认真的，书信注释整整花了十个月，经历了酷暑，也经过了严寒。我记得萧老曾告诉过我，他是躲在帐子里写完的。全稿有六十四页，用钢笔书写在19×26.5的红行信纸上，字迹工整刚劲。题名为《鲁迅先生书简·简注》。前面是一段前言，正文中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均一一加以注释和详细说明。注释的结尾有“萧军”的签名并钤印。前言中讲述了这些书信的由来及它们的“经历”。特别讲到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危急时刻，这五十四封信能够完整保存下来，这之中经历的艰难和思想上的斗争。1937年8月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当他准备离开上海时，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鲁迅给他的这一批书信，他在前言中写道：“这些信件尽管是鲁迅先生写给我们本人的，应该属于我们所保有，但它的意义是宽广的、深刻的、伟大的……而我们不过是中国当时千千万万信仰、尊崇、敬爱……鲁迅先生的青年之一，偶尔有幸能够得到先生在书信中直接指导以至后来当面的教导……这是我们一生引以为最大荣幸的事情。但我们却没有任何‘权利’可以把先生这些信件据为‘私有’，更何况在那大动荡的时代中，我们究竟漂流到哪里去？生死存亡全在‘不可知’的情况下。如果这些信件带在自己的身边，万一失落或损坏了，对于我们来说这将是难于宽恕的错误！将成为千古的‘罪人’。”因而“和萧红研究的结果，决定由我抄一份副本（为了将来印刷出版所用），连同鲁迅先生书简原件，用了两块手帕包好”“全部当面交给了许广平先生”。这是由于他相信许广平先生。他在前言中说：“由于许广平先生能够忠于鲁迅先生的革命和文学事业。”“因为他为了保护鲁迅先生的一切书籍、文稿及其他遗物是不能离开上海的。”萧老说得对，在那最艰难、最困苦的年代许广平先生是不惜自己的生命，为了国家和子孙后代保护了鲁迅的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